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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民国黄金十年？
又在鼓吹“黄金十年"，实再不值一驳！一些人总爱拿GM党自我吹捧的东西出来传销实再可笑！也不想想，这十年恰是中国内战最频繁的十年，国家不统一，政局不稳，连年战乱，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再加日本侵占东北蚕食华北，面临外强巨大的压迫与欺凌，又何来的黄金十年？！所谓黄金，意味着什么？应该是经济大幅增长，国家人民和平安宁，人口也必会大幅增长，有吗？从1911民国初年到1937年，人口增加了多少？而这所谓的黄金十年里又增加了多少？
吹嘘的里面到有经济增了多少，那个空洞的数字来自何方，有无考证？增长的是什么，当时的中国哪里增强了？军事？工业？科技还是总体国力？老百姓的和平安宁与生活呢？我看恰恰就是这十年由于军阀纷争内战不断，民众苦不堪言，国力愈加虚弱再加蒋的对内高压对外绥靖求和的政策才导致外敌觉得有机可乘而入侵中国。
说到所谓***辈出是最辉煌时期，真是可笑之至！我并无有冒犯民国文豪之意，但旧中国是农业大国，且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多重压迫，人民普遍困苦，文盲率在90%以上，没有象样工业，无从谈起科技，这些加强国力的基础和人才十分奇缺，最基本的日用品及常用品也大都靠泊来品，什么洋火、洋油、洋灯、洋伞、洋布、洋鍬、洋镐、洋枪、洋炮，大部份基本的东西自己都不能造，还谈什么***！这些***做了什么贡献？解决了什么问题？用口号吗？用文稿么？用学术论文吗？还是相互对骂娶几房姨太太？没有！什么作用都没起！中国仍然贫穷，仍然战乱四起，仍然难民如潮！仍然饱受着帝国主义外强的欺凌、侵犯！人民仍然苦不堪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所谓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又称南京十年、十年建设，"黄金十年"一词，最早是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提出来，后被台湾史学界广泛使用。[1] 1951年9月19日在美国国会的演讲的魏德迈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
一棍子打死“黄金十年”肯定是不对的，正如不能完全否定常凯申一样。在这段时间国民***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国民经济也在恢复发展，文化教育水平也有所上升，在一些大城市呈现繁荣景气。
但是，这十年并不是适合埋头一隅潜心种田搞建设的十年，而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十年。内部国民***远没能做到政令统一，还要与各色反***武装作战；外部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一再发动侵略。因此，在这十年军事是重中之重，国家经济建设必须倾向军事工业，这一点没得选。
然而作为工业化程度重要指标，“黄金十年”钢铁产量最高也仅达到4万吨，不及同期日本百分之一，甚至远不如清末。清末著名的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称），在民国的主要业务竟是向日本出口铁矿砂。
所以这样一种“黄金十年”完全是畸形的，本质上不过是买办阶级的“黄金十年”！
基本属于虚的。
所谓教育与工业发展，于国家军事建设毫无作用。以1936年为例，全国85%大学是文科。而剩余15%还得剔除医科，可想而知，民国黄金十年，工业发展基本停顿，甚至比不上清末时期的工业水平。
面对倭寇的步步紧逼，别说飞机大炮，***与***都难以满足国防需要。这个时候需要那么多的社会科学***嘛？这些***可以抵御倭寇进攻？
虚***的繁荣，民国虽然取代了清朝，但民国与清朝人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国党的黄金10年，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有富无强，东南沿海经济确实繁荣了，可这个繁荣是指金融，人文，真正能为国防建设的服务的基础工业找不出多少，如果以钢产量来论，“黄金10年”都比不过清末洋务运动期间，还有人吹捧说国党能制造军舰，飞机等；我只能呵呵……国党的军舰大多都是清末时留下的，飞机主要零部件都是从欧美进口的，所谓的黄金10年就是建了一个虚***的上海，而上海就建了一个闸北。
国党，“黄金10年”发生的事。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黄金十年”：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而到了1929～1931年间，陕西因干旱死者达250万人，山西120万人，山东150万人，甘肃竟达350万人，四川更达到600万人；受饿者贵州300万人，湖南700万人，山东500万人，山西400万人，甘肃250万人，江苏800万人，广东1200万人。到了1934年间，长江中下游流域因灾死亡600万人。1937年，蒋介石扒开黄河大堤淹死下游河南、安徽89万人。到1942年，仅河南一省由于干旱和蝗灾而死亡的人数即达300万。而到了解放前夕的1946～1947年间，仅广东、广西和湖南3省，又有1750万农民被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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